小結
國際政治是權力政治，國家利益是國家對外政策的根本動因。在國際關係中既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美國是當今世界的霸權國，確保其霸權利益不受挑戰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中國是一個正在興起的社會主義大國，在開放戰略實施以來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極大提高。根據權力轉移理論，中國的興起將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中美兩國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結構性矛盾。布什政府上臺後將中國視爲戰略競爭對手就是這種結構性矛盾的典型反映。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隨着中國開放戰略的不斷髮展，中美經濟相互依存程度顯著提高，美國從中國開放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不僅在華企業普遍獲得了豐厚的盈利，而且對華貿易增加了就業機會，中國價廉物美的日用生活品也大大提升了美國居民的購買力，減輕了生活壓力。同時，隨着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顯著增多，應對國際社會挑戰的壓力迅速增大。對於維護既有的國際體系來說，美國明顯感到力不從心，需要體系內其他國家分擔國際責任。作爲經濟增長最快的大國，中國支持和參與既有國際體系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美國對中國崛起存在明顯的矛盾心理。
對於中國來說，現代化建設仍然處於關鍵的歷史時期，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和周邊環境。事實上，國際社會普遍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感到擔憂，中國周邊國家也傾向於與美國發展關係來牽制中國崛起，對中國的發展環境構成了一定的壓力，不利於中國爭取和儘可能延長和平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因此，中國必須儘可能緩解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中國迅速發展的焦慮，避免其對中國和平發展造成顛覆性危害。
在內外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進入21世紀，隨着中國從制度上與國際接軌的過程逐漸結束，中國對開放戰略進行了調整升級，將互利共贏提升到更高的戰略層面，強調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繼續以自己的發展促進地區和世界共同發展，在地區與世界發展中實現中國自身的發展。顯然，這對緩解國際社會對中國迅速發展的擔憂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也對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9·11”事件後，中國積極合作的誠意與綜合國力的增強，促使美國逐漸積極調整對華戰略定位，由“建設性合作關係”到“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再到“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最後到“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美國逐漸承認並接納中國參與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要求中國分擔國際責任，主動與中國在兩國共同關心的地區和全球問題上開展合作。作爲既有國際體系的重大獲益者之一，中國對美國對華戰略定位的調整進行了積極迴應，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大力與美國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主動分擔重大地區和國際事務的責任和義務，積極推動美國對中美關係的戰略定位朝積極方向發展。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作爲經濟增長最快的大國，中國在國際經濟穩定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凸顯。在全球經濟治理過程中，中國積極參與、主動應對，中美合作迅速由主要在地區層面拓展到了全球層面。顯然，中國的建設性姿態大大緩和了中美兩國的結構性矛盾。爲了實現互利共贏的合作，在兩國關係不斷推進的過程中，中美雙方逐漸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磋商和合作機制，雙邊關係機制化的廣度和深度加強。兩國元首會晤也變得非常頻密，成爲中美關係史上罕見的新現象
。特別是在應對彼此的利益關切方面，兩國都採取了比較理性和務實的態度。在臺灣問題上，中國積極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美國雖然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但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反“臺獨”利益共同體；在經濟貿易問題上，中國積極擴大內需，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推進知識產權保護，主動平衡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美國一方面向中國施壓，另一方面注意避免經貿爭端嚴重危及中美關係，將爭端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似乎在兩國間形成了鬥而不破的默契。
這些極大地增強了中美關係抵抗風險的能力，保障了中美關係穩定發展，促進了中美關係走向成熟。2013年6月，習近平新任國家主席不到3個月，便前往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與奧巴馬舉行會晤。這在中美關係史上是一個創舉。從會晤的匆忙敲定到圓滿完成，其中一系列細小情節，如用餐時長變化、不舉行儀式等，共同釋放出一個信息：中美關係已經發展到了不拘泥於形式與排場、能像老朋友一樣推心置腹地交談的程度。可以說，這也是中美關係走向成熟的表徵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成熟不代表沒有矛盾和衝突，而是意味着有處理矛盾和衝突的能力與機制，能避免矛盾與衝突影響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雖然美國對中國參與全球事務持歡迎態度，但這種歡迎是有條件的，是以維護其全球主導地位爲前提的。事實上，防範中國挑戰其霸權利益始終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線。承認和接納中國加入既有國際體系，不是打破而是維護美國主導的既有國際體系，是一種更加隱蔽的防範。互利共贏開放戰略既符合美國這種維護霸權的需要，也有利於中國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因而成爲兩國關係穩定的基本因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