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快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資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剩餘價值。無論是金融資本還是知識資本，都是儘可能地朝利潤更高的地方流動的。中國龐大的市場和優惠的經濟政策，爲吸引美國資金和技術創造了條件。然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可能脫離於其賴以存在的客觀環境。中國對美開放是在中美關係改善的背景下展開的。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處於起步和探索階段，尚沒有形成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作爲中美關係的組成部分，中國對美開放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中美關係的總體發展水平。
一、中美關係艱難磨合期
尼克松在談論中美關係解凍時指出：“我們不幻想雙邊關係的發展不受干擾。儘管我們跨越了巨大的距離，但是20年來的敵意不可能在兩年內消除，仍然需要謹慎和信任。”中美建交以後，兩國間仍然存在涉及中國根本利益的臺灣問題，存在很大的認知差距，雙邊關係很不容易契合。從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3年，中美關係就是在艱難的磨合中緩慢前進的。
1.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較量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對於中國來說，中國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國家都無權干涉。但是，中國領導人也認識到，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不僅僅是應付蘇聯威脅和反擊越南的需要，而且是實施對外開放戰略的需要。雖然大陸和臺灣之間存在一定的發展差距，但這只是暫時的。隨着中國開放戰略的順利實施，大陸的發展速度肯定會比臺灣的快。因此，大陸的綜合國力就會進一步迅速增強，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性就會增大。這不僅對亞太地區與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一個福音，而且符合海峽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國當時並不急於解決臺灣問題。然而，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美國國內有些人認爲，大陸力量增強會對臺灣安全構成威脅，堅持美國對臺灣安全承擔義務。有些人雖然贊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但是反對以犧牲臺灣爲代價。事實上，美國政府並沒有打算放棄在臺灣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而是堅持在1979年以後繼續向臺灣出售所謂的防禦性武器。無疑，這種分歧不利於兩國關係穩定發展。
爲了給中美建交後的美臺關係提供法律基礎，1979年1月26日，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調整美臺關係的“立法調整法案”，要求國會就臺灣問題“立法”。對於中美關係正常化，美國國內存在分歧。同時，國會議員對卡特政府與中國進行關係正常化秘密談判等做法感到不滿，一些親臺議員非常惱火。衆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扎布羅基和該委員會亞太事務小組主席沃爾夫在致函總統支持正常化的同時抱怨說：“毫無疑問，把如此重要的決定在公開宣佈之前不到三小時才通知（國會）是怎麼也算不上磋商的。”親臺的參議員高華德宣稱，“總統不僅違反了法律，而且他藐視憲法，公然對抗國會”，“正如總統本人不能廢除一項法律一樣，他也不能廢除條約，條約本身也是法律，他應該徵求國會，至少是參議院的同意才能廢除它”。因此，國會便利用立法機會修改政府的“對臺政策”。3月26日，“與臺灣關係法”在國會通過，4月10日經卡特簽署生效。此後，“與臺灣關係法”便成爲美國發展對臺灣關係的基礎。根據“與臺灣關係法”，美國繼續向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承擔安全責任，實際上仍然將臺灣作爲一個國家對待。法案宣稱：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禁運解決臺灣問題是對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美國將向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防禦物資和防禦服務，保持抵禦會危及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爲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今後美國法律提及國家、民族之類的實體應包括臺灣。
中國堅決反對“與臺灣關係法”的立法。3月3日，駐美大使柴澤民向萬斯轉達中國政府的口信：“美國政府和國會制定什麼法律是美國的內政，中國不予干涉，但對涉及中國領土臺灣的任何立法，中國方面理所當然地表示關注；美臺未來關係的安排應該根據中美兩國建交時雙方同意的原則來處理，不允許單方面違反或破壞這些原則，中國方面不能同意任何干涉中國內政、使美臺關係帶有某種官方性質以及變相地保持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的立法條款；中國方面注意到卡特總統已表示不能接受同美國已向中國作出的保證相牴觸的任何決議或修正案，希望美國政府能真正做到這一點。”16日，外交部長黃華召見美國駐華大使伍德科克，就美國參衆兩院通過美臺關係立法議案闡明中國政府的立場，指出其多處違反了中美建交公報的基本精神和兩國達成建交的諒解。但是，中國從當時國際國內戰略形勢出發，對此採取了比較溫和與剋制的態度，從而使這場風波沒有影響到兩國關係發展的大局。4月19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代表團時說：“中美兩國關係能夠正常化的政治基礎，就是承認只有一箇中國。現在這個政治基礎受到了一些干擾。對你們國會通過的“與臺灣關係法”，中國是不滿意的。這個法案最本質的問題，是實際上不承認只有一箇中國。法案的許多條款還是要保護臺灣。美國認爲保護臺灣是美國的利益，還說要賣軍火給臺灣，包括一旦有事美國還要干預。所以說，這個法案實際上否定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我奉勸美國朋友注意這個問題，這樣的事情不能幹了。”“我們注意到卡特總統在簽署這個法案時說，在執行法案時他要遵守中美建交協議。我們以後要看實際行動。”
1980年大選期間，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里根的親臺言論引起了中國的強烈擔憂和不滿。8月，里根的競選夥伴布什訪華，向中國領導人做解釋。22日，鄧小平會見了布什，並請他向里根轉達了中國政府的4點正式立場：①中國政府希望中美關係發展，不應該停滯，更不應該後退。任何從《中美建交公報》後退的言論和行動，中國政府都堅決反對。②不管美國1980年大選後哪一個黨執政，中國政府評價和判斷美國政府的戰略決策和對外政策都將把對中國的政策視爲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因爲這是一個全球戰略的問題，不是一個局部性的問題。③如果共和黨競選綱領中對中國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對臺灣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發表的有關言論，真的付諸實施的話，這隻能導致中美關係的後退，連停滯都不可能。④如果以爲中國有求於美國，以致一旦美國共和黨競選綱領中的對華政策和里根先生髮表的有關言論成爲美國政府政策付諸實行，中國也只好吞下，別無選擇，那完全是妄想。但是，里根並沒有從親臺立場上後退，不僅繼續發表親臺言論，而且當選後即派其外交顧問、素以親臺著稱的克萊因訪臺，並向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發出參加其就職典禮的邀請。
鑑於里根堅持在臺灣問題上做文章，中國政府決定採取積極措施避免中美關係逆轉。1981年1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參議院共和黨副領袖史蒂文斯等人，闡明瞭中國政府發展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他指出：“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決了臺灣問題，美國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解決了這個問題，才取得了中美新關係的建立，並使之繼續得到發展。以後能否繼續發展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以及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這個問題是焦點。”“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由於臺灣問題迫使中美關係倒退的話，中國不會吞下去。中國肯定要做出相應的反應。一旦發生某種事情迫使中美關係倒退的話，我們也只能正視現實。”此外，中國以強硬的態度迫使里根取消了蔣彥士出席其總統就職典禮，還以“殺雞駭猴”的策略嚴肅處理了荷蘭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問題，將中荷關係降格爲代辦級。
里根入主白宮後，售臺武器問題凸顯出來。1981年國務卿黑格訪華期間，中方着重談售臺武器問題。黑格雖然表示認識到中國對此問題的敏感性，但堅持向臺灣出售防禦性武器。黑格訪華期間，里根也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我沒有改變對臺灣的感情。我們有一個法案，一項法律，叫作“與臺灣關係法”。它規定了向臺灣出售防禦性武器以及我們關係中的其他事項，我打算遵守‘與臺灣關係法’。”鑑於此，中國反覆強調售臺武器問題對中美關係的極端重要性，並準備中美關係因售臺武器問題出現倒退。在坎昆會議期間，趙紫陽、黃華又分別與里根、黑格就售臺武器問題交換了意見，最後雙方決定黃華訪美期間與黑格繼續會談。10月28日至30日，外交部長黃華訪美。在中方的壓力下，美國同意就售臺武器問題舉行談判。12月4日，會談開始。美方堅持不接受減少售臺武器數量直到最後終止的條件，還將售臺武器問題與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掛起鉤來。中方堅持美方必須承諾在一定時期逐步減少向臺灣出售武器直到最後終止。1982年5月，副總統布什訪華，鄧小平既堅持了原則立場，又採取了靈活態度。他說：“美國領導人要承諾，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減少，直到完全終止向臺灣出售武器。至於承諾的方式，可以商量，公報的措詞可以研究。但我們一定要達成諒解或協議，內部一定要肯定這一點。”在中國堅決反對和積極靈活的應對下，美國立場逐漸鬆動。經過艱苦談判，雙方發表了《八一七公報》，再次凍結了售臺武器問題。美方聲明：不尋求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向臺灣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最初幾年的水平，逐步減少對臺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解決。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爲兩國關係穩定發展提供了條件，但美國的對臺政策仍然不時干擾中美關係。
2.對美開放遭受衝擊
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兩國關係雖然因爲臺灣問題很快出現了波折，但是主要由於戰略因素的作用，它並沒有影響到中美關係發展的大局。因此，兩國在臺灣問題上的鬥爭，對中國對美開放的影響也不是很大，在遭受挫折後立即恢復並迅速發展。
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爭鬥是由美方引起的。由於歷史慣性的影響，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有些人對斷絕與臺灣的關係感到很不適應，對大陸懷有疑慮和不信任。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對中國維護主權的決心認識不足，認爲中國在戰略上對美國的需求大於美國對中國的需求，會容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爲。正如鄧小平指出的，現在美國報刊和一些人的言論存在4種錯誤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爲中國很弱很窮，裝備又落後，所以中國是無足輕重的，是一個不值得重視的國家。第二種觀點，說中國現在有求於美國，美國無求於中國。第三種觀點，認爲如果美國政府對蘇聯採取強硬政策，像臺灣這樣的問題，中國可以吞下去。第四種觀點，認爲中國政府信奉的意識形態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然而，美國不僅需要利用中國對付蘇聯擴張，更擔心“中國可能以犧牲美國利益來尋求與蘇聯的和解”。1982年，里根派尼克松和基辛格先後前來中國探詢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表明了這一點。因此，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也有一定的剋制。
事實上，在中美建交之初，中國確實面臨強大的安全壓力，越南在蘇聯支持下侵略柬埔寨對中國安全構成了戰略性威脅。鄧小平訪美時告訴卡特，“中國已得出結論，必須打亂蘇聯的戰略部署”，“如果不給越南人一點顏色看，他們就會更放肆。”在美國爭論《與臺灣關係法》時，中國正處在與越南艱難激戰之中。然而，到1981年，中國的安全壓力大爲緩解。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中越邊境恢復了平靜，中國領導人對戰爭與和平的估計發生了變化。鄧小平認爲，“爭取二十年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即使中美關係倒退，蘇聯“也只能兇到那麼個程度”。隨着美蘇爭霸態勢和中蘇關係出現新變化，中國開始考慮調整外交戰略。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調整了針對蘇聯的“一條線”“一大片”外交戰略，確立了以不結盟爲特點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與美國拉開了距離。
然而，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並不意味着不需要美國，更不意味着與美國對抗。中國正在爲實現小康水平而奮鬥，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發展環境。中國認爲爭取20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但是，這僅僅是可能，還需要爭取。鄧小平指出：“我們說爭取二十年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這就需要聯合努力，需要行動有力和有效，否則八十年代的危險能不能渡過要打個問號。”蘇聯新領導上臺後，擴張勢頭雖有所減弱，但仍然沒有根本變化的跡象。鄧小平告訴奉命來華探詢中國外交政策調整的尼克松：中國認爲蘇聯新領導上臺後，其政策不會變，因爲蘇聯的政策不是某些個人的因素決定的，而是由其制度決定的。中國對蘇聯，作爲國家關係，和你們美國一樣，總還是要同它來往，實際上我們對全球戰略的看法沒有變。這就要求中國對美國採取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雙方雖然主要圍繞臺灣問題發生了爭執，但是都不希望破壞中美關係發展的大局，從而使問題和爭端逐步得以解決。不僅如此，從對抗蘇聯霸權主義的需要出發，美國還不斷放鬆了對中國的出口限制，爲中國向美國引進先進技術和防禦性軍事設備提供了條件。但是，雙方關係的波折仍然對中國對美開放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正如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菲利普斯指出的，幾乎可以肯定，這將不可避免地給貿易和重要的戰略關係帶來各種消極的影響。
第一，雙邊貿易額迅速下降。中美建交初期，經貿關係迅速發展，雙邊貿易額由1978年的11.48億美元猛增到1979年的24.07億美元，翻了一番還多。事實上，中美貿易在1978年之所以達到11.48億美元，也是因爲中美關係的影響。中國以經濟貿易爲槓桿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1978年，中美貿易額從1977年的37400萬美元猛增至114770萬美元，主要原因是中國的進口額在1977—1978年間猛增。1981年裡根上臺後，兩國關係因臺灣問題而滑坡，雙邊貿易也迅速下降。由1981年的59億美元下降到1982年的52.8億美元，進而下降到1983年的44.9億美元，下降了23.9％。
第二，對華投資裹足不前。中美正式建交的最初3年，美國資本對中國處於觀望狀態，對華直接投資非常少。1980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0.4億美元。到1981年累計僅0.6億美元，佔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的0.03％。1982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累計增加到3.8億美元，也僅佔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的0.18％。顯然，這種狀況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但臺灣問題的影響是一個重要原因。中美關係因臺灣問題而遲遲不能穩定下來，無疑會使美國資本更加擔心對華投資的前景。
第三，軍事交流中斷。爲了戰略的需要，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訪華後，中美兩國的軍事交流
與合作迅速發展起來，兩軍高層互訪增加，美國對華軍事技術轉讓也不斷放鬆。里根入主白宮後，這種軍事聯繫迅速中斷。雖然黑格1981年訪華時表示要進一步放鬆對中國武器出口的限制，但是美國並沒有兌現。直到1983年9月，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訪華，中美之間的軍事交流和合作才重新啓動，並迅速發展。
二、中美關係平穩發展期
經過一段時間的艱難磨合，中美雙方對彼此的認知都變得更加理性和務實了，雙邊關係逐漸步入了更加現實的發展軌道。中國逐漸改變以蘇劃線的做法，實現了外交政策的調整，中蘇關係開始鬆動，中國在中美蘇大三角中的戰略地位逐漸改善。美國也逐漸放棄以蘇聯作爲觀察中美關係的標尺，不再刻意強調與中國的戰略關係。這些都爲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進而爲中國對美開放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1.中美關係穩定發展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大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了外交政策的調整，最主要的是強調“獨立自主”和“不結盟”。在大會開幕詞中，鄧小平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之後，中國又及時向美國進行了解釋，從而消除了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調整的疑慮和擔心。1983年1月，國務卿舒爾茨主持國務院會議，美國重新審查了對華政策，對華政策開始轉向更爲現實的基礎上來。
2月，舒爾茨訪華，以恢復中美之間的對話來牽制中蘇會談。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吳學謙、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先後與他進行了會談。舒爾茨訪華雖然沒有就中美關係改善取得成果，但是進一步明確了中美之間的分歧，爲改善雙邊關係起到了探路的作用。事實上，此時中國也在爲改善雙邊關係而努力。爲了表示中國對中美關係的重視，中國派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出任駐美大使。3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衆議院議長奧尼爾時又表明了中國改善關係的誠意。他說：“隨着美國政府的更迭，提出的新問題，就是存在着中美是否能建立一個相互信任的關係問題。從全球戰略角度來說，中美有廣泛的相似的地方，當然這不是說全部。我們兩國都需要有一種政策的連續性。”8月，鄧小平在與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傑克遜談論中美關係時又說：當然還會出現一些問題。希望不要出大問題，出些小問題不要緊。我是熱心於發展中美關係的。我們不希望兩國吵架吵得不得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美關係逐步改善。9月，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訪華，兩國的軍事交流得以恢復。10月，吳學謙訪美，進一步促進了雙邊關係改善的勢頭。
爲了增進相互瞭解、穩定兩國關係、促進中美友好、維護世界和平，1984年1月，趙紫陽前往美國進行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首腦首次訪美，美國政府與國會都非常重視。訪問期間，趙紫陽和里根就雙邊關係、臺灣問題、經濟技術合作以及國際局勢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會談，還與舒爾茨、財政部長唐納德·裡甘、總統科學顧問喬治·基沃斯、商務部長馬爾科姆·鮑德里奇以及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等就兩國間科技、經貿及軍事交流與合作等進行了廣泛交談，簽訂了中美工業技術合作協定等文件。訪問促進了兩國關係發展，美國進一步採取了改善對華關係的措施。
4月，里根應邀訪華。這是中美正式建交後美國首位在職總統訪華，中國高度重視。國家主席李先念、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鄧小平等先後與其進行了會談。鄧小平在與他會談時，主要談了國際形勢、中美關係、南北問題和經貿往來等問題。關於中美關係，鄧小平指出：中美關係近來是好的，但說中美關係已進入成熟階段的判斷不準確。中美關係的主要障礙還是臺灣問題。希望里根總統和美國政府認真考慮中國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蔣經國翹尾巴的事情。我們允許一個國家有兩種制度，海峽兩岸可以從逐步增加接觸到談判和平統一。中國的發展對中美關係的發展有利。中美兩國在國際問題上有許多共同點，也有不少分歧。兩國都有發展關係的願望。希望兩國領導人、政府成員更多往來，交換意見，解開疙瘩，較快地發展中美交流和中美關係。訪問期間，中美雙方還簽訂了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協定等一系列文件。
趙紫陽和里根的互訪，標誌着中美關係結束了里根上臺以來的停滯不前狀態，進入了穩定發展的階段。正如里根在復旦大學的演說中所言，“我們兩國政府的沉默已經結束。過去12年來，我們兩國人民已經重新認識。現在，我們兩國的關係正在成熟，是爲兩國持久的友誼奠定基礎的時候了”，“我們已經作出選擇。我們將繼續我們新的旅程。但願我們永遠生活在友誼與和平之中”。
此後，兩國高層互訪頻繁，磋商不斷。1985年，李先念和布什副總統進行了互訪。1987年，爲紀念《上海公報》發表15週年，雙方領導人互致賀信表示祝賀。3月，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再度訪華。5月，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率政府代表團訪美。1988年3月和5月，外交部長吳學謙、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先後訪美。7月，舒爾茨再次訪華。12月，爲慶祝中美建交10週年，中美雙方舉行慶祝活動。兩國領導人互致賀電，並表示希望中美關係長期穩定發展。
1989年2月，布什上任伊始就匆忙對中國進行工作訪問。軍委主席鄧小平、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鵬等領導人與他進行了會談，並向他介紹了中蘇關係取得的新進展。針對當時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在與他會談時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中國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李鵬在會談時就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表明了中方的關切。他說：美國有少數人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上企圖影響中國的政策，干涉中國的內政，如果這種做法來自官方人士，勢必給中美兩國之間業已存在的良好關係投下陰影。
2.對美開放迅速發展
隨着中美關係從艱難磨合逐漸轉向平穩發展，戰略因素在中美關係中的重要性逐漸減弱，經濟因素的影響不斷上升。這不僅爲中美關係穩定發展奠定了更加厚實的基礎，而且爲中美關係全面發展增添了更加鮮活的內容，進而推動了中國對美開放。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進一步朝有利於世界和平的方向發展。中國領導人敏銳地捕捉到了時代主題變化的信息，逐漸形成了新的時代主題觀，認爲和平問題和發展問題日益成爲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主要問題。1984年，鄧小平在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時指出：現在世界上問題很多，有兩個比較突出。一是和平問題。現在有核武器，一旦發生戰爭，核武器就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損失。二是南北問題。這個問題在目前十分突出。發達國家越來越富，相對的是發展中國家越來越窮。南北問題不解決，就會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障礙。10月，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山友時又說：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1985年，鄧小平在會見五島升率領的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進一步指出：從經濟角度來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關於和平問題，中國認爲，雖然戰爭危險依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已經超過了戰爭力量的增長，在較長時期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關於發展問題，中國認爲，不僅落後國家要發展，發達國家也要發展。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的發展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沒有南方國家充分發展，北方國家的資金和商品就缺乏足夠市場，北方的發展也就沒有出路。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是密切相關的。和平是發展的前提，沒有和平，發展就缺乏良好的環境；發展是和平的基礎，沒有發展，和平就沒有足夠的保障。
基於對時代主要問題的這種認識，中國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國內和國際戰略。在國內戰略方面，中國對自己維護和平的能力更加自信，發展經濟的決心更加堅定，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開始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現代化建設中來了。同時，中國進一步完善了開放戰略，將過去主要面向發達國家的開放拓展到對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開放。鄧小平指出：我們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一些人理解只是對發達國家開放，這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南南合作。還有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關係不好的也開放，共三個大方面。在國際戰略方面，中國更加堅定地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強調真正的不結盟，既不打蘇聯牌，也不打美國牌，更不允許其他國家打中國牌。中國對待國際問題的態度，是隻對事不對人，根據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作出判斷，確立自己的立場。因此，中國已經逐漸將聯美抗蘇從中美關係中排除出去，對美經濟開放逐漸成爲影響中美關係的主要因素。然而，即使這樣，中國也更加重視中美關係，因爲蘇聯給不了美國所能提供的資金和先進技術。
鑑於中國實施了外交政策調整，美國也調整了對華政策，經濟因素在對華關係中的地位上升。1984年，里根在訪華前夕表示，他“這次訪華要竭盡全力推銷美國產品”，充當“推銷員”的角色。然而，里根入主白宮時，美蘇實力差距繼續縮小。以海軍力量爲例，表4-4顯示，在20世紀80年代，蘇聯除了在航空母艦、直升機航空母艦和兩棲攻擊艦方面不如美國外，其餘各主要艦種的數量均大大超過美國。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蘇聯在第三世界的擴張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里根上臺後，對蘇聯推行新遏制戰略，實行低烈度戰爭，要將蘇聯的力量從第三世界“推回去”。中國是美國在亞洲太平洋方向遏制蘇聯擴張最有效的力量。因此，美國希望繼續借助中國遏制蘇聯，取得主動。1983年，溫伯格在前往中國訪問的途中對記者說，中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保持獨立是非常重要的，有助於遏制蘇聯侵略，是維護世界穩定與和平的一個重要部分。在與中國國防部長張愛萍會談時，他又強調蘇聯海空軍力量的增長及其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使用這種力量的可能性。里根訪華期間也仍然呼籲中國一起反對蘇聯的擴張主義。1989年布什上任伊始即匆忙訪華，也有牽制中蘇關係發展、確保中美關係優於中蘇關係的目的。可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並沒有完全放棄從國際戰略層面思考中美關係，仍然希望中國跟美國合作遏制蘇聯。同時，利用與中國發展經濟關係，進一步鼓勵中國改革開放，牽制中蘇關係發展。
表4-4 20世紀80年代美蘇海軍主要戰艦實力對比 單位：艘 資料來源：波特.世界海軍史[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742.
在中國調整外交戰略、美國調整對華戰略以後，經濟因素逐漸成爲兩國關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美高層互訪和磋商中，經濟貿易合作和技術轉讓也成爲基本的話題。在1984年趙紫陽和里根的互訪中，經濟貿易、經濟技術合作和教育科學文化交流是雙邊會談的主要議題之一，里根還在人民大會堂對中國經濟貿易、科學技術和學術界人士發表了演說。毫無疑問，經濟關係由政治關係的工具逐漸轉變成國家關係的基本內容，促進了中美關係的穩定，進而推動了中美相互開放的發展。
第一，雙邊貿易迅速增加。中美關係走向平穩發展終於遏止住了雙邊貿易在1982年和1983年連續兩年大幅下降的勢頭，並且有了一定的增長。1984年，雙邊貿易額達到61億美元，比1983年增長了35.9％，比中美建交後的最高年份1981年也增加了3.4％。此後，中美貿易迅速發展。到1989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22.5億美元，比1984年翻了一番，增長了100.8％，比1983年增長了172.8％。
第二，對華投資大幅增長。隨着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美國資本逐漸結束了對中國徘徊觀望的狀態，美國公司迅速挺進中國市場。1983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累計7.6億美元，1984年增加到了9.2億美元，1985年猛增到21億美元。此後，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直線上升，1989年對華直接投資累計達到39億美元。1988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達到3.7億美元，1989年增加到6.4億美元，成爲對華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
第三，科學技術合作不斷髮展。中美關係走向平穩發展是從科學技術交流與合作的逐漸發展起步的。雖然黑格1981年訪華期間表示要放寬對華出口限制，但是一直得到沒有落實。隨着兩國關係的不斷恢復，美國逐漸開始加強與中國的技術合作，放鬆對華技術轉讓的限制。1983年5月，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基沃斯訪華，中美簽訂了運輸、航空學、核子學和生物學4項聯合研究協定，使兩國科技合作研究項目達到了20個。6月，美國商務部長鮑德里奇宣佈將中國的出口管制與西歐盟國列爲一類。11月，里根政府推出對華出口新政策，將中國所需技術的75％劃入“綠區”，只需辦理例行批准手續即可向中國出口。1984年6月張愛萍訪美期間，里根簽署了同意中國享受“對外軍事銷售待遇”的文件，允許中國用現金購買美國武器。此外，兩國簽署了軍事技術合作協議。此後，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範圍進一步放寬，出口產品的技術性能也有所提高。直到1987年10月，美國認爲中國向伊朗出售了導彈，才停止了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審議。
三、中美關係急劇滑坡期
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美關係中的問題也不斷顯現。在中國積極應對下，雖然兩國關係急劇下滑的勢頭得到了遏止，兩國關係開始緩慢回升，但是在布什任內沒有取得重大突破。中國對美開放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1.中美關係急劇滑坡
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局勢處在深刻的變動之中。在國際形勢的影響下，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風波。風波發生後，美國政府積極進行干預。6月5日，宣佈對中國實施制裁。他說：“考慮到最近幾天發生的事件的複雜性，以及我們對此表示強烈和公開譴責的必要性，我命令採取以下措施：暫停所有政府對政府的武器銷售和商業性武器出口，中止中美兩國軍事領導人之間的訪問……根據中國事件的繼續發展重新審查我們雙邊關係的其他方面。”
對於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爲，中國政府表示“極大
的遺憾”。6月7日，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指出：美國政府公然對純屬中國的內部事務橫加指責，並單方面採取損害兩國關係的行動，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任何以這種或那種手段來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企圖，都是不明智的，也是短視的。我們希望美國方面能以中美關係大局爲重，從兩國關係的長遠利益出發，不要做任何不利於兩國關係的事情。中方還推遲了外交部長錢其琛原定於6月12日對美國的訪問。
然而，美國不顧中國抗議，繼續採取行動。6月20日，美國政府又暫停與中國的一切高級政府官員交流，並尋求國際金融機構推遲考慮對中國提供新的貸款。國會也一再幹涉中國內部事務，參議院和衆議院先後幾次通過了一系列對華實施制裁的修正案。11月30日，布什又對美國總檢察長6月6日延遲強迫回國的中國人採取4項保護措施：①全部豁免留學人員必須回國服務兩年的義務。②對於1989年6月5日已合法移居美國的個人，保證其繼續合法居留的身份。③對於1989年6月5日已在美國的中國公民給予在美國工作的權利。④對於非移民身份到期而符合推遲強迫離境的個人，僅通知其非移民身份期限已滿，而不實施驅逐出境。
在美國政府和國會頑固干涉中國內政的情況下，中美關係迅速下滑，出現了建交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但是，中美都不願意兩國關係退回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狀態。在對中國實施制裁的同時，美國也在尋求與中國溝通的渠道。1989年7月初，布什派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秘密訪華，與中國交換有關中美關係的看法。7月底，國務卿貝克在巴黎參加柬埔寨和平會議期間3次會見錢其琛。8月，美國軍事合作項目工作小組訪華，商談殲8-Ⅱ型改裝項目，並達成了初步協議。布什、奎爾副總統、斯考克羅夫特和貝克都約見了即將離任的中國駐美大使韓敘。9月，錢其琛在紐約出席第44屆聯大期間再次會見了貝克，並應邀於10月2日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發表了演講，提出了改善中美關係的4點意見：要承認和尊重差異，尋求和發展共同點；不能把另一國的國內政治作爲恢復和發展關係的先決條件；要努力增加相互瞭解和相互信任；處理好臺灣問題十分重要。此後，美國又採取了一些緩和雙邊關係的措施。12月，美國政府取消了美國進出口銀行暫停對同中國進行商業活動給予資助的禁令，批准向中國出口3顆衛星。1990年1月，宣佈不再反對世界銀行對中國貸款。5月，布什又宣佈無條件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一年。12月，布什又批准進出口銀行向在華從事貿易的公司貸款，准許休斯公司的衛星在中國發射。
爲了使中美關係走出困境，中方也採取了積極的措施。10月底11月初，尼克松應邀訪華，江澤民、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等中國領導人會見了他。鄧小平在與尼克松會談時，請他告訴布什總統：“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美國是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因爲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係太大了。國家關係應該遵守一個原則，就是不要干涉別國的內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容許任何國家來干涉自己的內政。”通過與中國領導人會談，尼克松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中國希望恢復同美國的良好關係，但是堅持必須由華盛頓採取主動；二是北京目前不願意對6月發生的事件重新做出估價。11月，基辛格應邀訪華。鄧小平及中國黨政領導江澤民、楊尚昆、李鵬、榮毅仁、姚依林、李瑞環等人會見了他。鄧小平針對雙方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攬子解決”方案中方要求美方取消制裁，恢復兩國關係正常化，爭取實現江澤民對美國的正式訪問。基辛格答應將此轉告美國政府。尼克松和基辛格訪華增加了中美相互瞭解，有利於中美關係的維持和恢復。他們都認爲應該恢復中美關係，尼克松建議布什“考慮主動採取一個步驟，即恢復政府高級官員與中國高級官員之間的接觸。這一行動不應要求中國方面先行採取”。
12月9日，斯考克羅夫特公開訪華，中國非常重視並予積極評價。鄧小平、江澤民、李鵬等人會見了他。在會見斯考克羅夫特時，鄧小平表達了改善中美關係的願望，顯示了中國靈活與和解的態度。他對斯考克羅夫特語重心長地說：“你這次訪問是非常重要的行動。中美兩國之間儘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係是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中國在國際上有特殊的重要性，關係到國際局勢的穩定與安全。如果中國動亂，問題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響世界。這不是中國之福，也不是美國之福。中國威脅不了美國，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作威脅自己的對手。我們沒有做任何一件傷害美國的事。兩國相處，要彼此尊重對方，儘可能照顧對方，這樣來解決糾葛。只照顧一方是不行的。雙方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請特使轉告布什總統，在東方的中國有一位退休老人，關心着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在中國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下，12月14日，美方答覆同意中方“一攬子”方案。
1990年8月，海灣危機爆發。這爲中美關係的改善提供了新契機。11月，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授權武力解決海灣危機的決議後，錢其琛應邀對美國進行了爲期兩天的正式訪問，標誌着美國高層訪問禁令被打破。這推動了兩國官方往來的逐漸恢復。1991年11月，貝克訪華。標誌着美國高層官員互訪的禁令最終被打破。然而，兩國關係雖然緩慢恢復，但是問題仍然不斷。1992年是美國大選年，加之蘇聯已經於1991年12月解體，美國對華政策更加強硬。9月，布什宣佈向臺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中美關係再次陷入危機。在中國堅決反對下，布什採取了一些改善中美關係的措施。但是，隨着布什政府即將離任，中美關係難有重大突破。
2.對美開放遭受重創
1989年，美國帶頭對中國實施制裁，中美關係陷入建交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之中。但是，由於各種因素的制約，中美關係並沒有完全中斷，對華制裁也留有一定的餘地。因此，雖然中美關係急劇滑坡對中美相互開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並沒有逆轉中國對美開放的大方向。
中美關係的急劇滑坡不是偶然的，它是國際局勢、中美關係以及兩國內部形勢共同作用的結果。尼克松改善對華關係是出於抗衡蘇聯的考慮，卡特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也是出於對抗蘇聯的需要。因此，中美雙方與蘇聯的矛盾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美關係發展的基本動力。中美建交以後，蘇聯在中美蘇大三角中處於不利的地位。爲了與美國爭奪霸權，蘇聯大規模的發展軍事實力，不斷在第三世界擴張，極大地影響了國內經濟的發展，國內矛盾、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激化，綜合國力遭到了極大的削弱。加之，美國長期對東歐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東歐國家反蘇意識不斷增強，變革呼聲高漲。戈爾巴喬夫執掌蘇聯黨政大權以後，推行“新思維”，對東歐國家實行甩包袱的政策，在國內推行激進的改革，引起了東歐和蘇聯局勢的重大變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走上了西方的多黨議會制道路。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影響下降。
美利堅是個具有極強使命觀和優越感的民族。通過開放將中國納入美式自由民主大家庭，是美國曆代政治精英的夢想。早在美國建國之初，傑斐遜就主張通過貿易把中國納入“自由帝國”範疇，即實行共和與自治的帝國。中國是最先開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使某些美國人產生了一種幻想，希望中國成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頭羊’。”然而，在蘇聯東歐已經出現劇變的時候，中國並沒有朝着美國希望的方向發展。因此，美國一方面對中國實行制裁，希望以壓促變；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改革開放逆轉，不願意徹底關閉對中國開放的大門。布什說道：“實際上，我們最近幾周看到的民主萌芽，主要應歸功於1972年以來我們發展的關係。現在，採取行動鼓勵那種關係和民主化進程中的積極因素進一步發展和深化是重要的。如果中國回到孤立和壓制的前1972年時代，那對所有人將是一個悲劇。”很明顯，在對中國領導人施加壓力不成的情況下，布什仍然求助於商業。“在商業方面，我不想傷害中國人民。我本人相信，從本質上說，商業往來已經導致追求更多的自由。我認爲，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集權制度下，人們有商業誘因，民主運動變得更加不可阻擋。”
中美互相開放雖然使美國按其意志重塑中國提供了可能，但是更爲中國穩定中美關係奠定了基礎。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1982年，中國實現了國際戰略的調整，成功地減弱了蘇聯因素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增加了經濟因素在中美關係中的分量。隨着中國對美開放不斷髮展，經濟因素已經不僅僅是對美鬥爭的手段，而且是兩國關係的重要內容。在兩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增強的情況下，美國難以貿然對中國採取過激的措施。正如1990年5月布什在解釋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的理由時說的，“最惠國待遇地位是我們保持與中國的商業關係、避免代價高昂的貿易戰所必不可少的，貿易戰將損害兩國商業利益，傷害兩國的消費者”。事實上，由於美國從中國開放中獲益不斷增多，美國內部要求保持穩定的中美關係的力量不斷壯大。正如陶文釗研究員指出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已經建立起了廣泛的對發展中美關係的支持，不僅是一些重要的利益集團，如農場主、糧食和棉花出口商、一些主要的企業集團，而且公衆也支持發展中美關係”。可見，中國對美開放爲中美關係穩定發展安裝了一個更加經久耐用的車輪，確保了中美關係在蘇聯解體以後仍然能夠安穩地朝前奔跑。
主要是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1989年後，中美關係雖然陷入了嚴重的困境，但是仍然具有發展關係的基礎。美國在實施對中國製裁的同時，也對發展中美關係留有一定的餘地。美國的制裁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軍事和科技領域，對經濟領域基本上沒有采取特別措施。在中國對美開放中，受中美關係急劇滑坡衝擊最大的是軍事和技術開放，其次是教育文化領域，對美經濟開放的影響比較小而且恢復較快。
第一，軍事交流中斷。在1989年6月5日宣佈的對華制裁措施中，主要是中斷雙方的軍事交流和技術合作。美國單方面取消了原計劃的中國海軍司令員張連忠、國防部長秦基偉的訪美安排，並停止兩國之間的軍火銷售和軍事合作關係，兩軍之間的功能性互訪也被取消。作爲對美國單方中斷兩軍交流與合作的回擊，中國國防部在對美國的行動表示遺憾的同時採取了對應措施，原計劃的美國陸軍參謀長沃諾、海軍陸戰隊司令格雷等人對中國的訪問被取消，兩軍之間各個層次的功能**流也被暫時停止。後來，美國爲了表示改善對華關係，兩軍交流與合作雖然有所鬆動，但是總體上仍然處於中斷狀態。
第二，技術引進停止。軍事技術是美國對華技術轉讓的重要內容，美國對華出口控制最主要的是敏感技術。在兩軍交流與合作中斷的同時，美國立即停止了對華軍事技術轉讓。同時，非軍事技術交流與合作也被中止。美國不僅自己停止放寬對中國技術出口管制，而且要求巴黎統籌委員會成員國加強對中國的出口控制。6月5日，美國全國科學院宣佈暫停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與中方的一切交流活動。美國還停止了中國科學家在美國有關公司的工作，暫停了中國火箭發射美國衛星的合同，等等。到1990年中，隨着兩國關係開始逐步改善，美國政府表示兩國科學家之間的活動可以開展。6月，美國全國科學院宣佈恢復美中科學家間的科學交流。10月，中國又向美國購買了一些技術和設備。但是，美國仍然限制對華技術出口。1991年6月，美國政府又以中國公司向國外轉讓導彈技術爲由，宣佈對中國實施高技術貿易制裁，限制向中國出售高性能計算機，繼續禁止中國火箭發射的美國衛星技術轉讓，對涉嫌導彈技術擴散的中國公司實施制裁。
第三，文化交流中斷。對美開放以後，中國向美國派遣了大量留學生，中國在美留學生人數超過了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的一半以上。1990—1991學年，中國在美留學生人數爲39597人，佔在美留學外國人數的9.7％。1989年後，美國暫停了兩國之間的科學文化交流與合作，同時宣佈豁免在美中國留學生必須回國服務兩年的義務，導致兩國文化教育交流與合作的中斷。隨着兩國關係逐步改善，中國雖然同意了美國恢復教育文化交流的要求，但是暫時停止了向美國派遣學位留學生的計劃，只恢復了兩國科學家和訪問學者的交流與合作關係，美國在華富布賴特項目也僅有限恢復。即使到1995—1996學年，中國在美留學生人數也仍然只有39613人，僅比1990—1991學年多16人，增幅遠遠小於1985—1986學年到1990—1991學年的水平。
第四，雙邊貿易下降。雖然布什宣稱中斷兩國間的商業關係會傷害兩國人民的利益，只暫停對中國軍事技術和設備的售賣，但是作爲雙邊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技術產品包括飛機的零部件也在暫停之列。同時，兩國關係滑坡影響了貿易所需的良好環境，中美商務貿易聯合委員會和中美經濟聯合委員會的有關交流活動也被暫時停止。因此，雖然兩國貿易沒有像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出現停滯狀態，但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1990年，中美貿易額由1989年的122.5億美元下降到了117.7億美元，下降了3.9％。與中美貿易下降相反，在西方國家實施對華制裁的情況下，中國同期的對外貿易增加了3.4％。不過，這種影響不是很明顯。在兩國關係逐步開始改善後，1991年，中美貿易又出現了上漲，貿易額達到了141.98億美元。
第五，對華投資放緩。毫無疑問，對華制裁也殃及到了美國對華投資。1990年2月16日，布什簽署了《1990—1991財政年度對外關係授權法》，繼續中止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向對華投資項目提供保險或其他資助，中止對外援助法所提供的資金用於貿易發展辦公室與中國有關的活動。美國還要求國際金融機構暫緩考慮對華貸款。在此環境下，美國對華投資迅速放緩。1988年，美國對華投資3.7億美元，1989年增加到6.4億美元，增長率爲72.97％。然而，1990年，美國對華投資僅3.6億美元，下降了43.75％，不僅大大低於1989年的水平，而且相對於1988年也有微小降幅。隨着兩國關係逐漸改善，1991年，美國對華投資開始出現迴轉，達到了5.5億美元，比1990年增加了52.78％，但是仍然沒有達到1989年的水平。
（本章完）